孔子致力于培养士和君子，即为实现仁政、德治培养人才，他很注重人的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，曾提出“文质彬彬(外表形貌和思想品质配合恰当)，然后君子”的主张，认为表里一致才能算是大雅君子。因此，他的教育方针是德才并重，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并重。《论语·述而》中说“子以四教，文、行、忠、信”。
孔子最基本的教育内容是德育，即加强弟子们的品德修养。孔子以“仁”为最高目标，为了使弟子们准确地把握仁、理解仁，曾多次详尽地回答过弟子们提出的问题。如“刚、毅、木、讷，近仁”，意思是指刚强正直、果断朴实、言语谨慎，都可以说是接近于仁的。孔子很重视学生的道德情操。他说：“贫而无怨难，富而无骄易。”他又说：“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这说明个人的喜怒哀乐应有一定的限度，不要过分。另外，“仁者爱人”也不是无原则地什么都爱；“君子亦有恶”，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”。孔子又认识到人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，需要有所抑制，掌握分寸。为此，孔子提出了“中庸”的主张，作为平衡道德感情的准绳，以防止“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”的片面性，防止感情用事或极端化，做到不偏不依，适可而止。
孔子认为仁人必须立志，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。一个人如果具备了求仁的意志，就可以求仁而达仁：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说志士仁人宁可牺牲生命来保卫仁的原则，不可贪生怕死而损害仁的原则。体现“仁”的外在形式是“礼”。他说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就是能约束自己，自我克制，使自己的日常行动都合于礼。而“不学礼，无以立”。
在具体的教学中，孔子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作为教材。《诗》在当时主要是用于典礼、讽谏、言语和赋诗言志等各个方面。孔子教授《诗》以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为主，如他评价《诗》的第一篇《关雎》是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。他认为学《诗》可以锻炼人的语言表达能力，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。《左传》上记载各国君臣赋诗引诗共达二百五十一次之多。当时的士大夫如果不能赋诗，就要被人瞧不起。有一次，他对弟子们讲解《诗》教的重要意义时说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在他看来，读《诗》不仅可以鼓舞情绪，还可以观察风俗民情的盛衰，可以建立相互间的谅解，可以讽谕或批评时政的得失，甚至还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来侍奉父母，以至从政事君，认识自然界中的鸟兽草木。孔子强调学《诗》的目的，实质上还是为了从政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！”指出学了《诗》要能灵活地应用，如果单是死记硬背，而不能据以处理国政，又不能独立地运用于外交，即使背得再多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孔门弟子中最善于外交活动的子贡，就是学《诗》能用的代表人物，因此曾受到孔子的称赞。
《书》即是《尚书》，是上古时代有关政治大事及言论的实录资料。孔子把它作为政治教材和历史教材来用，要求弟子们以此作为从政、行道、立身的法典依据。《论语》中记录孔子三次引《书》，都是以古喻今，讲解如何从政、行道的。
《礼》指《仪礼》，是一本专门讲解各种典礼节仪及行为规范之书。其中“士礼”占了很大部分，是当时的士阶层立身行事的具体规范。孔子既把《礼》作为文献教材进行讲解，又把《礼》作为学习礼的仪式技能的重要教材。孔子进行的礼教，重在实用。因为礼是立身处世的行动准则，所以他告诫自己的儿子孔鲤说：“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
《乐》也是孔子教学中的一项重要教材，今已亡佚。乐教不仅指学习音乐的基本功，同时也包括学习音乐理论和审美等内容。孔子主张礼乐治国，以礼来规范制约，以乐来陶冶浸染。他是把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融为一体的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在孔子的心目中，立志而后学诗，学诗而后知礼，知礼以后才能从音乐的启迪中自觉地陶冶性情。
《易》分《经》《传》两部分。《经》的内容在孔子以前就已经有了，《传》的内容则是后儒完成的。在孔子时代，《易》是一部讲阴阳八卦的占卜之书，内容神秘庞杂，在鲁国保存得比较完整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，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”，“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”，他曾深入研究过《易》，并吸取书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来教育弟子。
《春秋》成书于孔子去世前二年，是他亲自编著的。孔子以当时的《百国春秋》为蓝本，将各国“史记”中的主要大事统于一体，先作为教材用，后来才整理成现今的传本。《春秋》中包含了孔子的社会政治理论，定名分，寓褒贬，微言大义，是孔子对学生们进行政治和历史教育的教科书。
